敦煌话本

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话本小说，为数虽不多，却说明一个重要问题：话本并非始于宋代。远在汉魏时期已有说笑话，插科打诨，供贵族取笑的“侏儒”。《三国志》注引《吴质别传》云：“质召优，使说肥瘦。”至隋代侯白《启颜录》，则是专门记载说话的专集，内云：“侯秀才可以(与)玄感说一个好话”(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八引)，意即“说一个好故事”。侯白是隋初的秀才，曾以儒林郎修国史，死在隋朝(《隋书·陆爽传》)，可见隋代已经出现“说话”，所讲内容不外世间俗事。唐玄宗晚年也曾以“说话”自娱(见郭湜《高力士外传》)，说明其影响已深入“宫廷”。元稹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诗云：“翰墨题名尽，光阴听话移。”自注云：“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，自寅至巳，犹未毕词也。”(《元氏长庆集》卷一〇)所谓“一枝花话”，即妓女李娃的故事，可惜这个话本也没有流传下来。敦煌文献的问世为研究唐代话本提供极为难得的材料，如S327卷内载有《师师谩语话》、《阴阳人慢语话》、《师婆漫语话》等篇题，惜原作已佚。不过，有的敦煌原卷如S2073《庐山远公话》，就明确标为“话”。S2144《韩擒虎话本》，原卷结尾云“画本既终，并无抄略”。这里所谓“画本”，显为“话本”的同音假借字。S6836《叶净能诗》，原卷“诗”字，或以为“话”之讹，或以为“传”之误，或以为“书”的借字，但不论何种题名，该卷实具“话本”性质。上述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已经形成“话本”模式，每篇之前有一段“入话”，如《韩擒虎话本》的开头先说一段杨坚治愈脑疼病后称帝的小故事，然后引出韩擒虎出兵伐陈的故事。已开宋元话本的先河。

敦煌遗书保存的话本篇目虽不多，但如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考察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和人情世态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如《韩擒虎话本》通过描述韩擒虎率兵伐陈，深入虎穴，直取陈王和奉使和番，降伏单于，赤胆忠心辅佐隋文帝的不平凡经历，成功地塑造韩擒虎年少有为、武艺绝伦、多谋善断和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。《庐山远公话》描述雁门惠远和尚远行庐山，修道念佛，感动山神造寺，潭龙听经，远契佛心以及为偿还宿债，当奴作仆，终于成为高僧的故事，情节曲折动人，语言通俗流畅，通篇以散叙为主，具有话本小说的一些特点。《叶净能诗》则通过惩治岳神和妖狐、遥采仙药、剑南观灯、进献龙肉、求降甘雨、幻化饮酒、皇后求子等一系列奇异的情节描写，显示出叶净能“绝古超今，化穷无极”的道教法力，也是敦煌话本中较有特色的作品。

敦煌话本是我国白话小说的雏形，在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的艺术特色。首先，敦煌话本的体式重在讲说，以散文叙述为主，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要求较高，初步摆脱繁缛夸饰的文风，创造出一种文白兼用、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，有时也夹杂一些浅近质朴、精炼畅达的文言骈语，但对仗已不那么工整，更少雕琢痕迹，甚至方言俗语、俚词谚语亦可入话，深受民众的欢迎。其次，敦煌话本描写人物时，往往能够运用各不相同的艺术手法，在每篇作品中着力塑造出一个或两个主要人物形象，有的通过对历史环境和客观原型的高度概括，有的侧重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夸张，也有的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方面细致地描绘人物，因而才能塑造出韩擒虎、贺若弼、远公、道安、叶净能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。最后，敦煌话本还十分重视情节的曲折紧凑和细节描写的深入细腻，从不同方面增强作品的故事性。如《庐山远公话》为了宣扬惠远和尚亲身履践冤冤相报的佛家思想，穿插与白庄作奴，与崔相公为仆等生动有趣的情节，把惠远描绘成“能知人家已前三百年富，又知人家向后二百年贫”的神僧，写得曲折离奇，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总之，敦煌话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，已成为有意识的创作活动，并且初步具有跌宕多变的情节结构、生动典型的环境描写和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，为宋元话本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，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。